■吴大年女士

    江苏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小难民自述》，说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小岵”与全家人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南京辗转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终于逃到了云南昆明。惊魂甫定，只有13岁的她记录下了那八千里路的战火和尘土，其文字真实、动情、充满细节。该书作者本名吴大年，她的父亲吴鼎是中国新闻界知名前辈，她的儿子则是历史学家钱乘旦。这本她年少时写成的书，被称为东方版的《安妮日记》。

    抗日战争中的小难民

    “小岵”是笔名。她的本名叫吴大年。

    吴大年的父亲吴鼎（定九），祖籍江苏常州，是中国新闻界的知名前辈。吴大年12岁那年的暑假，同时考上了南京女中和中央大学实验中学。

    就在吴大年满心欢喜地等待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时间已经走到了1937年的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八一三”淞沪又起烽火，日本军队向着民国首都南京步步逼近。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吴大年的外公把一家老小送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铜井镇暂住。

    站在铜井镇的小路上，大年能看到一架架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从头顶上空飞掠而过、去南京执行轰炸任务。“中秋节后的那一天，是南京城遭敌机轰炸最剧烈的一天。火光冲天啊！那火的颜色，红得吓死人。”吴大年回忆。

    南京沦陷的十天前，吴大年的外公带领这一家九口——他、他夫人、他女儿、他女儿的三个孩子、他女儿丈夫的妹妹、他的儿媳和孙子，踏上了逃难的漫漫征程。

    顾颉刚和冰心助书出版

    对于年少的吴大年来说，将逃难的经历写出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绪宣泄；而这本书真的得以出版，则牵涉到了当时社会各方面人的力量。

    到了云南昆明之后，吴大年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但她的心依然不平静。“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觉，”吴大年说，“我想用我的笔来赞美祖国的雄伟壮丽，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想写出普通的中国人面临强敌不甘屈辱的精神，让生活在‘后方’的人们知道战区人民的苦难和牺牲。我那些想法也许是很幼稚的，但我的外公、妈妈还有一些难友们都很支持我，鼓励我快快写出来。”

    从1938年7月到1939年1月，吴大年写出了4万字左右的《小难民自述》。完稿后，外公杨若给她起笔名为“小岵”。吴大年写了这本书的消息，传到了她所在学校的两位老师耳朵里。这两位老师同时也是记者，一个叫李南江，一个叫方豪。他们看了吴大年的书稿，就热情地替她联系出版。为了增加这本书的“力度”，他们先是请“益世报社”的创办人雷鸣远题了字，随后请历史学家顾颉刚题写书名，还请冰心给全书作序。冰心先生在序中称赞作者：“小小的十三岁年纪，能够清晰不紊地追写她的沿途印象和感受，写至数万字之多，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1940年3月，“小岵女士”所作的《小难民自述》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吴大年身上很是恰当。到昆明之后，她不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冰心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亲身教诲，还在高中毕业时考入了传奇的西南联大。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她听到了雷海宗、邵循正、刘崇鋐、郑天挺、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课；而因为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思想，她还上到了沈从文的国文、李赋宁的英语阅读，王佐良的英语作文，陈岱孙的经济学，李继侗的生物学……青春时代的吴大年，在知识殿堂中体验着向往已久的自由与快乐。

    解放后，《小难民自述》并没有再版，吴大年家中的两本书渐渐成为“孤本”。吴大年深有感触地说：“历史虽是‘过去’，但并未‘消失’；真实的历史是永存的，它永远警醒着、滋润着‘现在’和‘未来’。”如今，江苏人民出版社完成了老人家的心愿。

    35幅写意画还原历史场景

    与1940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难民自述》相比，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6月再版的这本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文字由原来的竖排改成了横排，更为符合今日读者的阅读习惯；第二个，就是文字中还加入了35幅写意画。

    这35幅写意画，既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又富有艺术表现力。书中插画，每一幅所表现的具体场景，都是书中文字的内容。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文字，配上形象美观的插画，图文并茂，使得读者更加容易感受到《小难民自述》中的一幕幕场景、一段段心绪。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小难民自述》出版过程中，历史学家钱乘旦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本书作者吴大年女士不是别人，就是他的母亲。钱乘旦为新版《小难民自述》专门写了1000多字的“题记”。“题记”对母亲年幼时的逃难经历与《小难民自述》出版过程作了说明，并抚今追昔，以一名历史学家的眼光，结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节点，对重新出版这本小书的意义作了生动的揭示。

    【精彩书摘】

    抗日战争中的小难民：从南京到昆明

    外公带着一家子人，辗转在安徽各地寻找安全地带。在一条小民船上飘荡了两天之后，他们来到安徽和县，并在那里住了个把月。就在他们以为找到了一处诺亚方舟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向他们迎面袭来。

    在《小难民自述》里，吴大年详细地写下那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一个晴朗的早晨，她和妹妹出门买早点，忽见“居民们非常惊慌，有背着铺盖卷儿的，有夹着小包儿、挽着小皮箱的，形形色色，匆匆忙忙，向城外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日军来袭，一家人赶紧准备逃难。一开始慌张到了什么地步？她舅母竟把小儿子头朝下、倒背在了身后。日军的枪声越来越近，夹杂着隆隆的炮声，他们一家人裹卷于汹涌的人潮中，在狭窄的道路上疯狂逃命。他们在最后关头逃出了县城，藏身于一处乡间。几天之后，他们回到和县，发现日军已将那个小县城洗劫一空，杂货店、鞋帽店、水果店无一幸免。他们暂住的房东家里一个年轻的媳妇也被掳去，抛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孩。

    安徽是呆不下去了。大年的外公想到自己的儿子在武汉工作，便雇来一艘木船，准备走水路去汉口。然而就在动身之前，国民政府将所有的民船征用一空。外公临机应变，决定先去含山，然后一步一步往武汉靠。那个时候，公路上全是军车，逃难的民众只能选择走乡间小路。唯一的代步工具，是一种“独轮车”：即一个木板架在一个独轮之上、由人推行的车子。

    对于当时行走于小路上的逃难人群，《小难民自述》中有这样的描述：“一群群蓬头垢面的同胞，很早地赶着路。也许是因为经济的束缚吧，一家人往往是女的坐车，壮年男子却束着腰带、拄着拐杖，很困难地移动脚步。他们辗转流亡，为了什么？为了不愿做敌人的奴隶，不愿在黑暗中生活啊！”

    好不容易，吴大年一家走到了九江，与在武汉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乘轮船到了武汉。随后，他们又在武昌租了民房，住了两个月。就在武昌，吴大年的外公决定，带着一家人继续西行，去大后方云南昆明。外公曾在云南工作、生活过，在那里有不少亲朋好友，但这个决定做得并不轻松。“他担心我们这些孩子从此离乡太远，”吴大年说，“在做出决定之后，外公曾经跟我母亲感叹，说，从此后山高路远，这些孩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乡。”

    他们从武汉乘坐火车前往长沙。这一段，显然要比之前“步行+独轮车”的路程轻松很多，只是他们依然不得安生：火车作为地面上活动的巨物，几乎是空中战机的活靶子。因此，火车只敢在夜里开，而不敢在白天开。而即使在夜晚，也会开着开着突然停下，一车的灯突然全部熄灭。这个时候，吴大年跟全车的人一起，非常无奈地躲在车上，希望不被敌机发现。

    到长沙之后，吴大年的外公联系到云南公路局的一部卡车，取道贵州、开往昆明。终于，在1938年5月下旬，这一家人安全抵达了西南大后方。

    摘编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