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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如同我身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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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牛:
我的诗,如同我身体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蒋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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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金牛,湖北浠水人,现居于深圳龙华。代表作品有:《纸上还乡》《斑竹上的泪滴,都不是我们留下的》《春天,六点钟的疼爱》《虚构中的许》等。诗作被翻译成德语、英语、荷兰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曾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捷克国际书展、德国奥古斯堡市和平节。获首届北京国际华文诗歌奖、首届中国金迪诗歌奖;广东省首届诗歌奖金奖。

    在打工文学这个采访主题开始之前,额外地和郭金牛聊了很多:一代人的不安和焦虑,工业文明的强硬和人的渺小脆弱,人与自然的撕扯与和解,还有最近备受瞩目的天津港口大爆炸……他是一个入世的诗人,讲话的风格和笔下的诗文一样直、烈,简简单单几个字,拼在一起总能即刻见血见骨。

    不过,除了诗人郭金牛之外,他还有过很多身份:建筑工郭金牛、搬运工郭金牛、地摊贩郭金牛、仓管员郭金牛。如今,他是深圳龙华流动人口与出租屋综管所的工作人员郭金牛。这些为生计奔忙的身份与那个更多地专注于灵魂的身份毫不违和。于他而言,打工是谋生的出路,写诗是灵魂的出路,二者互相给养。他曾在工地的木板上写诗,也曾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写诗,还曾在人群熙来攘往的公共广场上写诗,“我的诗,大都来自我在外省二十年的生活,我所经历过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工厂,或一砖一瓦一沙石,那里,留下了我的汗水,泪滴,或者我的血迹。”郭金牛说,写诗,只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的诗与我血肉相连,甚至我觉得我每一首诗就是取自我某一根肋骨,她带着我的体温和气息,如同我身体的一部分”。也许正是这种与自我血肉相连的契合,才让他的诗更有力,能够直刺人心。

    对话郭金牛

    记者:对于“诗人郭金牛”和“打工诗人郭金牛”这两种称呼,您比较认可哪个?

    郭金牛:我几乎不会去想诗人郭金牛和打工诗人这二个称呼,也许“打工”是社会对于我们这个层面“人民”的职业特性或社会身份的一种识别;诗人,则是相对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一种艺术身份识别。而我,希望别人对于我的识别是一个人,而非其它。

    记者:您怎么看打工文学的兴起和它的发展趋势?有作家表示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作为一种标签,会在不久的将来淡化、消逝,您认可这种观点吗?为什么?

    郭金牛:打工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趋势与所有的文学一样。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定性“打工文学”,它将是现代文学史中重要的一笔,打工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更是历史,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记录。

    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作为一种标签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淡化、消逝,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作品本身,只要作品有足够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时间不会损害作品的本质。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终止南漂,选择归乡?还是于您而言,在外的状态已经成为内心的“乡土”?

    郭金牛:南漂是我们那个时代生存的方式,漂,也是现代中国普遍的生活方式,归乡与不归乡,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内心的乡土情结还是有的,一个人对于生他养他的“水土”有着与生俱来的“依恋”,对于漂着的一代又一代,这种“乡愁”情感可能永存于心,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乡土”。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的诗大多跟现场有关,跟自己这二十多年的外省打工生活有关,也说过自己的诗并非创作,而是内心的表达。如果有一天您不再是一个打工者,您这种诗意的表达是否还会继续?

    郭金牛:是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是一个打工者,我这种诗意的表达肯定还会继续,诗的表达与“打工”不“打工”没有必然联系,诗,是我内心的需要,生命的需要,而非“打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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