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行乐图》描绘了明宣宗朱瞻基的帝王生活

    当下，“供给侧”在高层屡屡提及中被热议，从需求端发力到供给侧改革，从宏观硬政策到市场软调节，一场大变局已然拉开帷幕。

    回顾历史，明朝中后期也出现过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问题，由于忽视“供给侧”，错过了经济转型的机遇，使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

    明朝中期开始的“消费升级”

    明朝建立时，社会已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乱，经济已无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打击。据历史记载，那时朝廷每年能收上来的税粮只有1200万石。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善于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他积极倡导重农富民的思想，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大量移民等措施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天下土地总面积为850多万顷，是元朝末年的4倍多，朝廷征收的税粮3200多万石，是元朝末年的270%。可以看出，明朝前期，经济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复苏和发展。

    不过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并未迎来需求的扩张，反而被人为压制了。出身贫寒的朱元璋一再强调节俭的重要性，他以身作则影响百官，并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形成节俭的风气。朱元璋的表率作用收到了良好效果，明初的整体社会风气皆以贪污浪费为耻。

    到了明朝中期，以等级为特征的传统礼制进一步突破，知识分子阶层、商人阶层整体崛起，这些影响到社会风尚的变化。从消费的角度看，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需求进一步扩大化，一些原本只能由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也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

    除此之外，明朝中期以后还兴起了“旅游热”，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

    传统经济政策下的

    “供给约束”

    明朝中期以后的“消费升级”现象是之前历代所没有的，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潮流不无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带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强烈信息，在经济上其实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时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变革，农业收入在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GDP中占比已经下降到40%左右，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及以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然而明朝的经济结构始终是农业占主导地位，这是一种低效益的农业经济，这样的经济结构自然难以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物质需要”。

    只有经济结构调整才能满足更为丰富多样的需求，也才能带动经济的转型，但明朝政府没能主动抓住这一机遇，反而从强化集权统治的惯性思维出发实施了一系列扼制经济转型的政策。

    朱元璋继承了历代君王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农业称为“本”，把商业、手工业称为“末”，认为“崇本而怯末，则国计可以恒舒”，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人分成“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一般农民很难脱离本户籍去经商，而商人想去外地经营手续也十分繁杂。同时，商人、手工业者还要承担很重的税。

    政策的歧视、社会的鄙视和沉重的税役，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轻商”、“贱商”的氛围。不仅如此，明朝政府还厉行专卖，对市场交易行为横加限制，不但把传统的生活必需品盐和茶叶纳入专卖，像金、银、铜、锡等重要物资也全部实行专卖，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表面繁荣的对外贸易

    没有解决“供给侧”问题

    明中期以后经济也发生了重要转变，那就是海禁的解除。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已开始萌发，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向欧洲，造成了物价迅速上涨，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明朝在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和实物征税的经济格局下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物价，所盛产的茶叶、纺织品、瓷器等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国商品，而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让明朝的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迫切需要开辟新财源，在这种情况下，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下令开关，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

    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商品不仅实用而且价格很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以丝绸为例，在欧洲，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本地产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国产品的价格仅是西班牙产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鲁，这比价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9。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涌向中国，疯狂采购中国商品，据史料记载，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

    但是明朝的对外贸易呈现的是“一边倒”态势，出口量很大进口量却很小，大量商品出口没有换回同等数量的商品，而是换回大批白银。富人阶层普遍喜欢囤积白银，当经商赚取到一定银子后，这些富人往往不去扩大再投资，反而是去买田置地，需求端一直处于长期乏力的状态。

    明朝中后期

    宏观经济调控的历史局限

    大量白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长期低迷。物价不涨对百姓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但100多年不涨似乎也有问题，这通常预示着经济转入了通货紧缩。

    在内部消费升级和外部工业革命的共同推动下，明朝中后期产生了以新经济形态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市场寻求经济转型的努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相信市场的力量，顺应这种潮流，通过改革减少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和干预，通过调整建立起以工业、运输业、服务业为主导的新的经济结构。然而，明朝统治者似乎背道而驰，一方面希望经济繁荣以不断增加朝廷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坚守农业经济的基本国策，抑制商业、手工业发展，使经济转型始终无法实现。为改变困局，尤其为了改善朝廷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明朝中后期接连实施了多次经济改革，包括嘉靖新政、隆万新政和张居正改革等，但这些改革的主要举措大多集中在财政税收领域，无法触及类似“供给侧”这样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无法回应新经济急需政策“松绑”的诉求。

    “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实施后朝廷的财政状况虽然暂时得以好转，但经济转型的目标仍未实现，整个明代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长期的经济通缩在拖垮明朝经济的同时也使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崇祯皇帝继位后朝廷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虽然他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试图改变糟糕的经济状况，但经济领域里的深层次问题已积重难返，早已无力回天了。

    摘编自共识网

    作者：陈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