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代兵一家三代在他们租住的棚屋前合影

    ■刘学进和他的妻子卢菊焕、小儿子刘光勇在弟弟的“干部宿舍”里合影

    ■王能友、郑全兰和他们较小的两个孩子在出租屋合影

    本版摄影：詹船海

    名词解释

    内卷化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福德·盖尔茨提出的概念，指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这一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学术研究中。

    2017年春节刚刚过去，54岁的蔡代兵偕同妻子从湖北老家赶回深圳宝安的棚屋，等待着新一年生意的开张。30年前，1987年，也是春节刚过，24岁的蔡代兵第一次坐火车“下深圳”打工。当年的帅小伙如今已经做了爷爷，始终不变的是在深圳和老家之间辗转的“内卷化”生活方式。

    许多蔡代兵的同村人都重复着和他差不多的生活。

    1

    走出龙头村

    从深圳的表链作坊开始，蔡代兵启动了十里八乡的“打工链”

    蔡代兵绝对算得上他们村第一个到深圳打工的人。湖北省十堰市郧县（现郧阳区）白桑关镇龙头村，是蔡代兵老家所在地。

    初中毕业后，他跟着父亲学会了篾匠手艺，一个月能挣两三块钱，“那时篾匠一个工是一毛二”。

    蔡代兵的妹妹许给了邻乡一个小伙。这位准妹夫有个远房表哥当兵复员后到深圳捞了个差事。妹夫的表哥把妹夫带到深圳，介绍他进了一家表链厂。一年后，妹夫又把妹妹和蔡代兵也带进了那家表链厂。

    表链厂位于深圳布吉，是一家小加工厂。带着坐了三天三夜绿皮火车的眩晕感，蔡代兵开始加工表链了。很简单，把表链的两端扣在一起，每天围着一张桌子苦干十几个钟头。做一件8分钱，厂里不包吃住。

    第一个月，结了267块钱，蔡代兵整个人都有些飘。他把每个月的工资装在贴身口袋里，过年回家身上揣着两三千元“巨款”，把已经订下的对象江立娥接过了门。春节过后，他把江立娥带到了深圳。

    接着，三个弟弟都跟着他到了深圳。

    蔡代兵在那家表链厂干了5年，直到厂子快倒闭，他被一个熟人介绍进了一家名叫“朝华”的毛料玩具厂。表链厂只有五六十名工人，朝华则是有1000多名工人的大厂，韩资，先在布吉，后来搬到宝安区沙井镇。

    在玩具厂，蔡代兵从入职时的搬运工做到了仓管小组长，月收入最高达到了1700元。那时他春风得意，每年过年回家，总有一些亲戚或亲戚的亲戚找上门来，跟着他去深圳进玩具厂。从1995年开始，他每年包一辆大客车，一次带五六十人到深圳并包他们进厂。他也从中赚一点辛苦费。

    那些年，直接由蔡代兵带到深圳的乡亲约有200人。他带的人又带别的人。这样人带人，在龙头村及其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乡镇，掀起了南下深圳打工的热潮。蔡代兵说，他还在玩具厂的那些年，在深圳宝安的沙井、福永一带打工的“门上人”少说也有四五百。而据记者调查，龙头村及其周边三个乡镇，曾到和目前仍在深圳宝安一带打工的乡亲，累计超过2000人。

    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进了技术含量不高的毛料玩具加工厂。

    1992年，龙头村，23岁的刘学进跟着弟弟南下深圳进了朝华玩具厂。在厂里，他认识了比他晚去的邻镇姑娘卢菊焕，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1998年，27岁的罗丽跟着刘学进进了朝华玩具厂。

    1999年，与卢菊焕同一个乡镇、19岁的郑全兰也进了朝华玩具厂。在厂里，她认识了龙头村人王能友，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2

    回不去的故乡

    他说，在外边终究不是“长事”，但回村却刨不到食

    1997年，当龙头村人正“兴”下深圳时，已经在深圳打工10年的蔡代兵却带着妻子回去了。他说：“要回去找个门路，让一家人安稳下来，在外边终究不是‘长事’。”

    这十年间，妻子两次怀孕，两次辞工生小孩，两次都是在孩子不到1岁时返深进厂，娃娃只能丢在老家交给老人照看。

    蔡代兵夫妇十年打工攒下三四万块钱。回到村里，蔡代兵先花一万块钱买了一辆三轮车，做起贩卖粮食和土货的生意来。一年下来，他没有赚到一分钱。第二年，他响应政府号召种黄姜，包了13亩其他农民撂荒的山地。他开始种时，黄姜价格正涨，待到可以挖出来卖了，价格却暴跌，亏了两万多块，打工攒下来的钱折腾得差不多了。夫妇俩又学习别人开采大理石，仍以失败告终。

    再没办法可想了。2000年春节过后，借了800元路费，蔡代兵夫妇又一次踏上去深圳的路。

    循着一样的轨迹，刘学进、卢菊焕夫妇曾于2002年离厂回家，在家务农两年后又回到深圳重进玩具厂。回家是因为孩子放在老家没有老人带，返深是因为在家里实在挣不到钱。

    王能友、郑全兰夫妇在来深圳打工十年之后，因为老人生病和小孩养育问题，于2008年一起返回龙头村。从2008年到2016年8年间，王能友、郑全兰双方的老人相继在花费了他们不菲的医疗费后病故。为此，他们债台高筑。

    在家期间，夫妇俩想的门路是种植香菇。可是这两年，香菇行情越来越不好，眼看就要变成村里最困难的农户了。有啥办法？只能又回到深圳。

    王能友进了位于深圳福永凤凰社区的华×玩具厂做包装工。36岁的王能友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学技术晚了，只能干这个。”郑全兰则进了一家只有几十名工人的手袋厂踩电车。踩电车，还是她在朝华玩具厂时学的。

    蔡代兵二度返深后跟弟弟去建筑工地做起了搬运工，渐渐摸到了创业门路：购置建楼用的小型龙门吊供人租赁。在他租住的棚屋外码放着一堆“钢筋”，可以拼装20台龙门吊。最初，他只有两台。

    3

    年复一年

    为了挣钱，他们长期“习惯着”家人分居的生活

    罗丽打算干到5月份领到2016年的年终奖后就辞职回家专心陪老公，再也不出来打工了。

    罗丽到深圳玩具厂打工的时候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时老公四处打零工挣钱，我见村里很多人都下深圳了，也想出来试试，帮帮家里。”

    老公并不支持罗丽下深圳，她说干两年就回去；两年后又打算供孩子读完初中再回去；孩子初中毕业，又决定等他们上完高中再回去；读了高中，接着是大学，更加需要钱……就这样，她越来越觉得应该回去，却又越来越感到还要坚持。一晃就是19年。这19年，前8年给了朝华玩具厂，后11年在华×玩具厂。

    19年来，为了不因请假被扣钱，罗丽每年只能在过年时回一趟龙头村，与老公团聚不了几天，又匆匆返回深圳。终于，两个孩子相继大学毕业，她真的要回去了。本来春节就应该辞工的，但为了领那3000多元的年终奖，节后她又过来了。回望打工19年，罗丽感到亏欠老公和孩子很多，好在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48岁的刘学进头发已经白了，染黑了。除去期间回家的两年，他总共在深圳打工23年。和罗丽等许多“门上人”一样，朝华和华×两家玩具厂分去了他的青壮年时光。

    星期六，赶上不加班，记者在华×玩具厂见到刘学进时，他正在妻子卢菊焕所住的集体宿舍“串门”。他的小儿子刘光勇也在华×厂打工。一家三口在同一家工厂打工，却分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里，刘学进说：“习惯了。”他还告诉记者,厂里近期已经为做满5年以上的员工“买了社保”，他们夫妇俩打算干到退休再回去。

    46岁的罗丽没“买社保”，因为年龄太大，缴不够年限了。

    刘学进还打算回村里给两个儿子各盖一幢楼房。

    4

    未来在哪里？

    下一代重复着父辈的生活，憧憬着下下一代“比我们生活得更好”

    2016年5月，二下深圳，王能友、郑全兰把二女儿和小儿子都带着，送进了附近的民办小学。留在家乡上初二的大女儿则在暑假后也辍学跟来，进了另一家小手袋厂踩电车。

    一家五口在沙井上寮南坡小区一套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团圆了，屋子里又挤又乱。周末，大女儿加班去了，两个小的窝在室内看电视。门外就是他乡，夫妻俩不敢放他们出去。为了方便带孩子，他们举家来深，把第一次打工期间攒钱盖的“三摞三”楼房锁住。

    就不能就近务工吗？“不能”，郑全兰说，“在十堰也能打工，但是女的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男的也才2000多块，两个人加起来不到5000块，没法生活。”而在深圳，加班加点做满工的情况下，两人一起一个月有1万元，可以维持一家人的开支。

    对于未来，他们没空想，也不敢想。孩子养大了独立了，他们还是要回到龙头村去，把他们两亩撂荒的土地开了再种庄稼。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刘学进早年只念过两三年小学。他们夫妇俩曾为了照顾孩子回村过了两年，除开这两年，他们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也没好好上过学”。

    小儿子刘光勇读到小学六年级就不想上学了，也跑到深圳。他先后在三家小作坊做了4年杂工。2016年，他年满18岁，进了父母所在的华×玩具厂做包装工，下班后就沉迷于手机游戏。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在深圳沙井海上田园旅游区附近的棚户出租房里，蔡代兵一家已经是六口了：他们老两口、大儿子蔡正海、大儿媳常静、小儿子，还有一个孙女。

    蔡正海技校毕业，学的是钳工，曾在河北、浙江等地进过五金厂和电子厂。2011年，他到深圳和父亲一起干起了出租、安装龙门吊的营生，这活儿正好用得上他的钳工技术。

    蔡正海说，前几年深圳高速建设，这生意还行。可是这两年，建筑工地少了，这一行也越来越正规，像他们这样的私人接活就越来越难。28岁的他感觉自己已做好准备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了。“父亲那么努力，我也不敢懈怠。” 

    靠着这门营生，父亲已帮他在十堰供了一套毛坯房。他们还要在深圳坚持两年，给弟弟也在十堰买一套房。然后，父母还是要回龙头村种地养老的。他呢，也要回家乡“长远发展”。至于如何发展，他心里没谱儿。

    蔡正海说：“要回去，回去才敢放松，在外边就是‘挣钱’。”尽管“海上田园”就在身边，可他们从来没有进去过，门票很贵。

    常静也是龙头村人，在附近一家小超市做收银员，每个月到手2000多元，没有劳动合同，但由于离他们住的地方近，方便照顾女儿，也只好这么做着。

    女儿两岁多，他们准备把她送到附近一家民办幼儿园去。谈到对女儿的期望，常静说：“尽最大努力，为她提供更好的环境，让她健康快乐长大。”蔡正海说：“希望女儿能好好上学，将来做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比我们生活得更好。”

    链接

    龙头村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该村夹处于两条东西约长4公里的深山沟里，村民多沿路背坡散居，现统计人口1056人，新建的郧十高速公路穿村而过，占去村民耕地约300亩，现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且多是坡地，农业不足为生，外出务工是主要经济来源。像中国大部分村庄一样，家家仅有老人守着孩子们打工建起的楼房。

    玩具厂

    龙头村人进的玩具厂都是生产毛料公仔的，产品一度以出口欧美为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在深圳宝安区，前后有三家较大的毛绒玩具厂与龙头村人结下不解之缘：

    1.朝华玩具厂：曾用名“华都”，韩资，创建于1994年，先在深圳布吉，后搬至宝安区沙井镇（街道）万丰村（社区）， 极盛时有员工近2000人，现仅剩不到200人，据闻已谋求转行。这是许多龙头村人打工的第一站。

    2.华X玩具厂：港资，位于宝安区福永镇（街道）凤凰工业村，与朝华玩具厂相隔3公里左右。据了解，现仍有员工2000多人，但公司另在肇庆和河南省建有三个分厂。这是许多龙头村人打工的第二站，现在还有30名左右龙头村及其周边乡镇的村民在该厂打工。

    3.正润玩具厂：外资，成立于1992年，位于宝安区福永三星工业区，是龙头村及其周边乡镇以女性为主的村民留下打工记忆最多的“大厂”。业内人士称，该厂最盛时曾拥有员工上万，但现在原址所在地只有几十人留守，公司另在广西和粤北建有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