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杨延康，1954年生于贵州安顺，自由摄影师，法国VU图片社签约摄影师。杨延康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纪实摄影师之一。曾工作、生活于深圳多年，分别于2005年、2009年两度获德国“亨利·南恩”摄影大奖；三次获得“中国最有影响力摄影人物”；2002年获韩国东江首届国际摄影节最佳外国摄影师大奖；2007年获首届沙飞摄影奖，50幅作品被广东美术馆收藏；2012年获徐肖冰典藏大奖 。

    1984年来到深圳时，杨延康还没碰过相机，他是一位面点师，在食堂给工人们做早餐。后来他被《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李媚招入杂志社做发行，受李媚及《现代摄影》氛围的影响，走向摄影之路。近日他参加国际城区影像节，讲述自己的摄影人生。

    ■玩耍的小僧侣们，摄于甘肃

    ■提茶的僧人，摄于青海

    ■拉窗帘的小僧人，摄于甘肃

    起点 “面点师”是个文学青年

    “1984年我来到深圳，感谢这个城市对我的包容、宽厚和接纳。从深圳《现代摄影》杂志开始，我认识了摄影，找到自己的信仰和归宿。在《现代摄影》杂志工作，我的老师是李媚，她让我认识了纪实摄影的真谛。”

    近日，杨延康出现在深圳大学美术馆“聚焦与失焦——罗伯特·卡帕影像回顾展”上，他为公众进行了一场生动的导览。随后，他转移到深圳中心书城“我与玛格南”现场，带来一场《纪实的力量》的主题讲座。他以感恩的方式开始自己的演讲，上面就是他发自内心的开场白。

    其实，杨延康来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在《现代摄影》杂志社做发行，而是在深大附近的一个酒家给人做早点。“1984年12月30日，跟着一辆拉厨具的货车来到深圳，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刻骨铭心。”杨延康说。

    作为面点师的杨延康，当年是一位文学青年，在贵州安顺时曾听过李媚讲课，那时李媚是安顺文化馆的馆员。巧的是，李媚也来到了深圳，并且去杨延康所在的公司看望一位朋友。做了两个月面点师的杨延康不安分起来，跟李媚说自己喜欢摄影，问杂志社要不要人。杂志社正好缺一名发行人员，就这样杨延康进了《现代摄影》。

    “我没有学过摄影，是我的导师李媚让我从一张张来稿照片中认识了摄影。”杨延康说。1992年，他离开了《现代摄影》杂志，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我不受雇于某一个媒体或者机构，一年有八个月在西藏拍照。我觉得一个人虽然孤独，但不孤单。我觉得摄影师一定要不断去路上拍照片。”杨延康说。

    路径 用商业摄影支撑纪实摄影

    杨延康说，摄影让他崇敬有信仰的人，因为每一个有信仰的人，眼睛都是温和的，内心都是坚定的。有信仰的人懂得感恩、懂得敬畏。

    “我觉得我的信仰，是从苦难开始的。为什么要拍苦难？我拍过麻风病老人(1998-1999年，他拍了麻风病康复村的系列影像《悲悯的歌》)，从1998年到现在，好多老人都去世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精神留给我了，苦难建立了我的信仰。”杨延康说。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支撑着杨延康的是商业摄影，他需要在深圳拍商业广告挣生活费、胶卷费。

    “深圳这个城市不相信眼泪。我拍过商业广告，拍过王石，拍过任克雷，拍过马蔚华，他们给我拍摄费。我跟我的助手交了房租，领了工资，就可以买胶卷，可以背着相机出发了。”杨延康说。

    杨延康离开《现代摄影》杂志后，曾注册过一个工作室，叫“真实影像”，除了他提到的深圳商业大鳄，他其实拍得更多的是产品，还有艺术家的作品。他的第一单商业广告是拍一部电话机，当时不知如何拍，拍一个产品要费时半天。他的工作室从最初的桂园路，搬至红荔路，最后搬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华侨城文化创意园内的空间是朋友无偿给他使用的，零成本用了7年，谈起这一点，杨延康充满感激。

    如今，在深圳罗湖越众文化产业园，有一个杨延康的临时居所，一个单间。这两年回深圳，他都会住在这里。2014年，杨延康从深圳搬到了四川成都。谈起为什么搬离深圳，他直言，因为深圳生活成本高，压力大。他在深圳生活30年，出行都是坐公交车，生活简单，内心要求的就是精神生活。如今虽然搬离了深圳，但他仍经常回深参与拍摄或者开办摄影培训工作坊。他说，他很感谢这个城市对他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