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公二年》有一条重要的记载：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鍼、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

    ——楚军入侵卫国，顺便进攻鲁国，已经打到阳桥。“国务卿”孟孙赶紧带了木工（执斫）、缝工（执鍼）、织工（织纴）各一百名，附加一名贵族为人质，楚国人答应媾和了。

    看到这条资料，有三点感想分享：第一，鲁国的工匠真多。一下子就送出国三百人。鲁国只是二类弱国，尚且有如此水平，像齐、楚、晋那样的一等大国可想而知更不一般。第二，对于列国来说，工匠还是稀缺，技术非常宝贵。必须送出工匠才能换来和平，足见工匠类技术人才很为列国所需。第三，工匠地位还很低贱，享受着非人的待遇，可以当成礼品送出去。

    下面专就第三点感想细说一下。

    从西周建国，一直就有“工商食官”的制度。实际上也是从殷商继承下来的制度。所谓“工商食官”，就是说工匠和商人，只能为官府做工或经商，从官府那里领一点最低生活保障，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不能迁居，也不能迁业，其身分近于或等于奴隶。

    在这条“食物链”中，工匠的阶级是很低端的，低于务农的“庶人”，仅比最低的“皂隶”（“皂”即卫士之类，“隶”则是因犯罪而服役者）强得“一篾片儿”。儒家的顶层设计者认为这样就很好很稳定，使“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供应官府和贵族的需求）”（《国语·周语》）。

    《左传·襄公九年》还记载，秦国想联合楚国攻打晋国，楚共王答应了，大臣说不行，理由是，晋国人上下正齐心着呢，做官的都忠于职守，种庄稼的也很给力，还有一条，“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商贾和工匠们，也都不想跳槽。历来研究者把这条记载也当成反面材料用，即仍证明“商工”没有迁业的自由，其实也可以正面解读：晋国的商贾和工匠们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从“不许”迁业跃至“不知”迁业，工匠们已能从工作中找到一种自由的感觉，亦即，干一行爱一行了。

    当然，外部制度如果更坏的话，矛盾就会朝着另一方面转化。《左传》也记载有工匠造反的故事。公元前478年，一位贵族和卫庄公有矛盾，就带着一批同有怨气的工匠包围了公宫，卫庄公跳墙跑了，后死于非命。太子则未能逃出，当场被杀（事见“哀公十七年”）。又过了九年，还是卫国，卫庄公的儿子卫出公，“使三匠久”，也为自己积聚了怨气。贵族间又有矛盾了，一帮贵族就纠集“三匠” 攻打出公，都发给他们武器，没有武器的就执斧斤。众怒难犯，卫出公也逃到外地死了（事见“哀公二十五年”）。

    持阶级斗争史观的研究家看以上两条史料，都很兴奋，列为春秋大事纪之一，并认为此类事件对于瓦解“工商食官”的旧制度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