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是七八千年未曾中断地伴随着我们普罗大众生活的器具，唯有陶器与我们有着这么深远的交情。当青铜器大批地制造出来，主要用诸贵族和国家，以示奢华和尊贵，象征权力和主权，但并不能替代陶器进入平民百姓之家为生活做主的热情。进入现代，塑料被欧洲人发明出来，迅速成为器皿的主流，但仍需要有耐火、存温和无毒的陶器“定居”在我们的厨房和储藏室里，为我们煲着鸡汤，酵着米酒、沤着酸菜，而一些高品人士还要养着、玩着紫砂茶壶什么的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

    我们仍然离不了陶匠。

    但是我们的文学典籍中有关陶的作品却很少。宋代梅尧臣有一首《陶者》，是写烧瓦陶工的，大家很熟悉：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我们说过制陶是“快乐劳动”，这一首却写的是“不快乐”，是没有获得感的劳动。这是进入阶级社会了，工作者过不上好生活一直是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做什么偏缺什么长使劳动人民心中很“怼”。 汉代刘安《淮南子》卷十七《说林训》已经收录了几句谚语专道这种不公平：“屠者蒮羹，车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处狭庐——为者不得食，用者不肯为。”我从小也常听乡人爱说“木匠睡的（是）柯杈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怼”的色彩并不浓厚，似乎早就以苦为乐，并铸了一点励志的意思在其内了。

    读梅尧臣的《陶者》，网友们一定会想起另一首同样时期、同样主题、同样构思的小诗，——另一位士大夫诗人张俞作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翻翻《全唐诗》，由士大夫代言的这类为农民和工人鸣不公平的诗很不缺少，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传统。

    以上现实主义传统当然是很感人的，显示了儒家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的担当和情怀，以及“文以载道”的美学追求。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当我们的传统诗人（作家）在创作以劳动人民为对象的作品时，多偏重于生产关系层面的悲悯和代言，而缺少在生产力层面上以劳动和创造本身为对象而给予讴歌，更不能将劳动人民作为创世英雄而给予诗意书写。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后也只是略微有所改善。我“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一首由中国古今的诗人赞美陶匠劳动的诗歌。

    中国典籍既不足证，乃搜诸西方，于是喜悦地发现希腊著名诗人、现代希腊诗歌创始人之一扬尼斯·里索斯(1909-1990)以《陶匠》为题写过一首诗：“一天，他造完了大水罐，花瓶，陶锅。一些陶土/剩了下来。他造了一个女人。她的乳房……”

    整首诗实际上就是写了一位陶匠对制陶的陶醉和痴迷，亦即“工匠精神”。他制作陶器，也塑造陶女；他创造物质，而他的创造也是精神性的。因为创造，他冷落了家中的妻子。进一步，他只与他创造的对象——裸体的陶女，裸体相对，这是忘我的最高创造境界，也可见创造者技艺的高超：他塑造的陶女“活”了！

    经由劳动创造，劳动者就是造物主。《圣经》开篇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光说穿了就是劳动创造之光啊。《圣经》的作者有一个奇妙的比喻，即把上帝比做陶匠，信众则是粘土（《旧约·以赛亚书》），我们从这处修辞中看见的只是对陶匠劳动创造的高度评价，他造“物”，也塑造了人本身。由“陶造”这种最早的工匠型劳动来首先担起这种“高评”，是合适的。“陶造”是宣传基督教的神歌作者从上述比喻中提炼出来的一个词。这个词好靓。

    以上是直写陶匠。也可以只写产品，从中见到陶匠的天工，“陶造”的伟大。于是想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1795—1821）的名作《希腊古瓮颂》：

    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 

    受过了“沉默”和“悠久”的抚育， 

    呵，田园的史家，你竟能铺叙 

    一个如花的故事，比诗还瑰丽： 

    在你的形体上……

    这位25岁就死去的诗人，不知在哪家博物馆看到了一只希腊古瓮，刻有风景和人物，具体是酒神祭祀和男欢女爱的内容，有树叶，有接吻，有吹奏风笛，有小牛……画面浪漫而写实，寓动于静，美不胜收。与中国春秋战国处于同一时代的古希腊，曾流行瓶画，即绘在陶制器皿上的图画，画面取材丰富，诸神和人民的故事都在描绘中，还有生产和体育竞技，战争和爱情当然也是必须的内容，总之戏剧性很强，生活气息很浓，表现了古希腊人精神中突出的乐观自信，也表现了陶匠们高超的工艺水平和精神中突出的乐观自信。济慈这首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