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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见，80后作家，广东陆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2008年开始创作小说，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期刊，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刊物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荣获《小说选刊》2015年度新人奖，广东作协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现居深圳。

    “请问怎么下载知网论文？”在深圳西乡某社区图书馆里，陈再见坐在借阅台前，耐心告知读者目前还没有这项服务。陈再见在这个图书馆已经干了5年，为读者办理借还图书，答复读者的疑问。虽然事情比较琐碎，但相比当普工，他有更多的时间写作。“现在每年保持十二三万字的写作量，不算少，也不算高产。”

    2017年11月，陈再见出版其首部中篇小说集《青面鱼》。小说集收录了《蛇类》、《母辈》、《殊途》、《弃儿》、《鱼生》、《天桥》六篇小说，讲述了一群小人物挣扎的生存境况。陈再见是现实主义者，小说中很多人物、情节都脱胎于真实故事。“早期作品更多是本能写作，个人性居多，而《青面鱼》则是理性创作的开始。”

    遇到生活的岔口，用写小说解决难题

    2004年，陈再见来到深圳，进入一家电子厂，从流水线普通员工做到拉长。2008年，当老板有意要他做车间经理时，他拒绝了。“一直以来，我都没什么事业心。虽然为了生存在工厂打工，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人该有的生存状态。”陈再见说，“让我当车间经理的时候，我特别抵触，我怕再也离不开这种生活。”

    这个选择让陈再见意识到，他需要另寻出路。他拿起笔，开始创作小说。那一年他的第一篇小说《银月光》在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发表。

    2008-2009年，陈再见进入“短篇不过一礼拜，中篇不过两礼拜”的高产模式，创作了大量小说。2011年，他的小说《微尘》在《人民文学》发表。“我的写作初衷并不那么伟大，就是遇到生活的岔口，我用曾经宏大的理想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幸运的是，基本解决了，走得也比较顺。”

    写作需要现实的刺激

    《青面鱼》里的六个故事完成于陈再见写作的不同时期，但每个故事都来自于现实。《蛇类》的故事是在餐桌上听一个女孩说的；《母辈》里的故事大多源自他母亲的述说；《殊途》里的“表哥”有他现实生活中表哥的影子；《弃儿》的原型更多来自自己；《鱼生》、《天桥》则源自于朋友间的闲聊。

    “我是个比较笨的写作者，缺乏凭空虚构小说世界的能力，需要现实的刺激才能写作。”陈再见坦言。

    陈再见保持着一个写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敏感。他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也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他母亲年事已高，每次回家，他都会让母亲讲她那一辈的故事，他边听边录音。而这些都可能会成为他创作小说的素材。

    陈再见以故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在小说中，故乡变成了“湖村”。“我写过的每一篇小说，打工小说也好，城市题材也好，包括现在写县城人系列，他们都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湖村’背景。”陈再见说，“我试着让小说里的人物行动起来，他们不但生活在湖村，也到了城市和县城。”

对话

    记者：有人说如今的小说深度不够，往往无法展现人物的命运。

    陈再见：每个时代写作的人都很多，留下来的都很少，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评论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评判这个文学现象，但一个写作的人没必要去在意。这种说法会让你不敢写、不想写，这是不对的。小说家就是要想写，哪怕写得不是那么好。并非每个作品都必须在文学史上留下来，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还赌债写了大量小说，他也不是奔着名留文学史而写的。

    相比学院派作家，草根作家这种压力不会太大。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写作就没有这种文学抱负，顶多就是想表达一些东西。学院派作家的生存压力小很多，他们清楚文学的脉络，也清楚文学突破的方向，只是能不能突破的问题。而草根作家除了文学上的压力，还有生存的压力、身份认同的压力。

    记者：你是从农村进城来写农村，知青文学是从城市上山下乡返城后写农村，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你觉得这两种农村有什么差异？

    陈再见：知青到农村，在身份上已经有了优越感，而且他们带着政治使命去农村，这种优越感会加倍；而我们是以闯入者、自卑者的身份来到城市的，是一种比较被动的选择。我在小说《微尘》中，写了进城打工的一个文艺青年和一个收购废品的小生意人。在城市里，他们是卑微的；回到农村，却会被当成成功者，要求做一些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事；而他们自己，或者因为虚荣，也在有意无意地掩饰这种尴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自我认知的失位。

    没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作家会一厢情愿地把农村想象得很美好。农村其实有很多丑陋的东西，环境污染，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比城市还厉害。我写的农村是忠于现实的，我眼里看到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不会去美化它。我家乡的人说我写的家乡没有一篇好东西，太负面了，但文学本来就该勇于面对生活中阴暗的角落。

    记者：你说写好中国故事要从写好县城故事开始，为什么这么说？

    陈再见：以前中国小说演绎的场地几乎都在农村，那时候能产生故事的人还只能留在乡村，乡土的故事几乎代表整个中国。但现在的城乡一体化使得农村正在消解，有能力、能制造故事的人都在往城里跑，农村的故事性正在消减。而大城市的“故事”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来演绎的，政治的、经济的，人与人之间相对封闭，很少能延伸到家长里短。这样一来，县城就成了很多农村人的集聚地，故事的发酵场所，他们把乡村的传统带到了县城，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记者：《青面鱼》的封腰上给你打上了打工文学作家的标签，你介意这个标签么？你怎么看待打工文学？

    陈再见：我一直懒得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作为谈资可以，没必要太认真去对待。我现在的写作无论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已不在打工文学的范畴。我是写打工文学起步，但不能用打工文学来框定我的写作。

    我对“打工文学”这四个字本身是反感的，但我不反感打工文学这种现象。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打工作家最希望把前面的定语去掉，剩下的都是“文学”和“作家”。如果觉得打工群体的写作文学性不怎么样，可以不承认他们的作品是文学。不应该因为身份的问题，为把这个群体收纳进去而降低文学的标准，安上一个“打工文学”的标签。这制造了很多尴尬的作家，他们中有因为标签遭受低估者，也有善于经营的沽名钓誉者。

    近年来，深圳已经没多少人愿意拉打工文学的旗帜了，打工文学在深圳似乎也遭到冷遇。前些年，深圳文学界激烈讨论过城市文学，貌似是希望用城市文学来替代打工文学，至少也是个警惕。我觉得深圳现在从少年发展到青年，开始有虚荣心了，怕别人说自己格调不高，要打造一些“雅”的东西。不过，至少目前，深圳应该视打工文学为荣耀，因为还拿不出更具代表性的东西。这也是深圳的尴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