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中的女护士

    ▲正在填装炸药的英国女工

    ▲1919年，英国皇家女子空军到白金汉宫参加一个为战争女工准备的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埋尸疆场，也使得不少年轻女性失去了结婚和做母亲的机会。一战前后的英国女性既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还要应对舆论的道德批评。1921年的英国人口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出了近200万，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这些可怜的女人的谩骂之风。然而，这“多余”的近200万英国女性，不但没有被悲伤击垮，而且还开辟了新的生活。

    从“lady”到“woman”

    早期近代英国仍然持续着中世纪以来对女性边缘地位的原则，良家妇女是不宜抛头露面的——那些在公众场合随意出现的女子，不是地位低下的劳动妇女，就是妓女流莺。

    事实上，更多的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因经济重担而不得不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工厂中大量的年幼的女童工。

    戴安娜·康德尔（Diana Condell）和简·里德亚德（Jean Liddiard）在《为胜利工作：一战中的女性形象1914-1918》中用了将近150幅图片来讲述女性在一战前后的社会角色。在他的书中，女性已经不再是中世纪以来优雅的lady，而是一身工装、戎装打扮，踏着男性化的步伐：有的担任小镇上的送报员和邮递员，有的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技术员。

    这些工作往往是由男性承担，但是女性的参与却不能和男性同薪，尽管劳动强度同样的繁重。一些有规模的行业工人，如制鞋业工人组织尝试去解决女性工作薪水的问题。

    早在1914年一战即将爆发之际，英国女权主义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便已开展。一位女性活动家玛丽·麦克阿瑟（Mary Macathur）率先成立了女性工人国家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她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地位低下是因为“她们处于无工会组织的涣散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因为她们薪水低之故。”

    教育业中则传出了女性要求更多自由和权力的声音。在“女性教师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 Teachers）的宣传单张上，她们发出了“女士们要打破僵局争取自由”（“Who Would Be Free, Herself Must Strike The Blow”）的煽动性口号。

    一战中的“十万个贞德”

    一战的爆发成为女性要求社会地位平等的外在推动力。战争为女性打开了劳力资源缺乏的市场的大门，在许多原本只限定由男性担任的工作，现在女性也可以担任。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的资料统计，一战期间至少有900万人口的英国成年男女为军队服务。其中更有女性中的佼佼者成为军队正式服役的一员。1917年，38岁的佛罗拉·珊蒂斯（Flora Sandes）入编塞尔维亚的军团——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名正式入伍成为士兵的英国女性。在此之前她是红十字会组织的护士。

    照料战场上大批的伤兵对女性来说并非易事，同时也使护士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南丁格尔护士受到官方重视和表彰的重要原因。

    战争期间，女人们的主要工作是军事工业中的军需部分。为了鼓舞爱国精神和增强人们的积极性，英国政府甚至发出了“十万个贞德”（“100，000 Joans of Arc.”）的口号。

    事实上，很多女性满足于她们能够同时对劳动者和家庭这两个角色游刃有余。她们工作的最初动力都是希望获得更好的福利待遇，因此战争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增多了她们的机会。同时另一个女性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加的行业是银行业。战争中大量的资金运转和文件抄写使得银行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

    战争结束之时，将近四分之三的英国男性丧身战场。这不仅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缺失，更甚，是一代适龄英国女性的婚姻前途的彻底改变。

    早在一战爆发之前，英国男女性的比率是男性低于女性。战争期间，全职工作的女性上升了130万，全英国至少增加了22％的劳动人口。19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175万，即使没有战争的出现，这一代英国女性的婚姻已经存在问题。

    面对一战后这些失婚的年轻女性，舆论多讽刺嘲笑。当时的主流媒体包括《每日邮报》在内，认为她们是社会多余的人，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战争结束后大批的伤兵退役，同样也要到社会就业，于是年轻的女性又被攻击与退伍军人争夺工作机会。但这些姑娘开始乐观地看待正处于急速变化的社会。战事开始之初，她们就认为她们是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袖手旁观的观众，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为了国家而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后战争时期我们该怎么办”

    到1921年，英国普通女职员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万，她们住在卧室兼做起居室的狭小屋子里，日复一日地从事着打字员或文秘等琐碎的工作。她们每周的收入只有30先令，午餐就靠一个小面包或三明治打发。

    为了证明她们在这个社会中并非多余的一分子，很多女性劳工联盟开始积极寻求和平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1917年的夏天，她们就提出“后战争时期我们该怎么办”的口号，还刊印了一份战后目标的“心愿书”（wish list），其中包括了医疗保险、养老金、失业保险、房屋改善、成人选举、改税法等。这份印刷品不仅体现了女性希冀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同时标志着女性在获得工作权利之后公民意识的觉醒：除了婚姻，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此外，女性劳动者们还提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建议：悠闲的权利（the right to leisure）。这促成了20世纪上半期英国女性悠闲活动的发展。

    战争的后遗症虽然对英国社会尤其是女性影响深远，但“新女性”的概念也在此时应运而生，乐观主义（更准确而言是勇敢、坚定的宝贵品质）的精神让女性在承担了生活的经济责任之外，达观地欣赏生活的改变。

    1918年2月，30岁以上的妇女赢得了选举的权利。到了1923年，女性联盟组织从小规模、零碎化向大型的综合性联盟方向转变，促成了工会代表大会TUC（Trade Union Congress）的蓬勃发展。

    1928年保守党政府通过法案，妇女最终赢得了和男子完全同等的选举权。而在一些更具体的个案调查中，有许多职业女性的成功典范。在舆论看来的“多余的女人”成为探险家、考古学家、昆虫学家、船舶工程师、医生，还有一些人投身社会福利工作，或者开始从事以前是男性专利的职业。这些女性最终改变了英国的文化。

    （作者：刘焱鸿，来源：看历史微信公众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