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有所谓“四民分业”的设计，即士、农、工、商四大社会分工，各个分工之间不得随便跳跃改行，即不得“迁业”。设计者认为这样就很好很稳定（见本系列之“工匠竟可成为国际赠品”），有利于各安其业，各传其技，最后都把本职工作干到最好。荀子在《儒效》一文中谈到积累的重要。他说，圣人就是好的人性的积累。同样，积累耨耕技术，就成为农夫；积累斫削技术，就成为工匠。“工匠之子莫不继事（继承父业），而都国之民安其习服（职业）”。荀子所说的这种理想的积累就是社会分工的好处，也是术业有专攻的前提。《管子》一书中讲这个思想最为清楚。《管子·小匡》载，士农工商，都是国之“石民”（犹柱石之民，既今所谓执政基础），不可杂处，杂处就乱套了。所以，是士，就让他们住得靠近学校；农夫，则住得就近田野；工匠，则必使他们住得靠近官府（因为是官家作坊的工匠，故“处工必就官府”）；商人，则必处他们就近市井。这样，大家都好。

    使“工之子常为工”，同样，“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商之子常为商”，使职业和地位世袭化，社会就稳定，政权也稳定。原来不可使四民杂处还有这样长远的好处。这样设计的初心，当然是保守的，应该批判。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利于每一行的精进和传承。许多技艺，特别是那些光芒万丈的绝技，都是在家传、祖传的过程中得以保存和“光大”，许多百年老店也都是祖祖辈辈苦心经营打造的结果。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工匠精神，就是靠着这种对祖宗负责的精神，靠着血脉的流传力，而凝成和炼成的。我们今天稀缺这种工匠精神，就是因为稀缺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守，稀缺那种“父兄之教”和“不见异物而迁”的信仰定力。

    “工之子常为工”，世代专于一行的结果，就有了自己的姓氏，这就是以职业为姓的形成机制。首先是一种自我命名、自我表扬而兼社会肯定的机制。因制陶而姓陶，因攻金而姓段，因杀猪而姓屠，因采冰制冰就姓了凌，因擅建墙篱终得了樊姓，原来都是对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积久劳动和技巧性劳动的一种命名，是对劳动建功的表扬和肯定。平民和奴隶就这样有了姓氏。也许在那临界的一刻，一位胼手胝足、蓬头褐衣的工匠会欢呼：“我有姓氏了！”或者是合族的欢呼：“我们有姓氏了！”左邻右舍，甚至官家，也会示贺：“恭喜你（们）有了自己的姓氏！恭喜你（们）的子孙！”古书上没有这样精彩的记录，但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我们今天说“劳动光荣”，不光是喊口号，我们的姓氏就是光荣的见证。劳动固然有奴役，但也天然包含着一种自我解放的成分。现代自由契约下的劳动，就是充分释放劳动中自我解放的一面，也就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从奴役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转变。

    与天子和皇帝的赐姓于功臣不同，普通劳动者因其职业而直接得姓与最高权力者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民间的自发生成。这种形成机制很可宝贵。

    今天，我们仍然是通过劳动，实现我们现代性的自我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