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拒绝与戴口罩毕业生握手，该校学生会就此发布声明“谴责”

    ■一名内地学生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被“私了”

    香港反修例风波发展至今，暴力乱港者近乎着魔、失智，打砸招摇于市，私刑习以为常。极为遗憾的是，在过去数月的乱局中，香港多所高校的学生会站到了“政治风眼”。

    7月，香港大学学生会举行“光复港大”集会、抨击校长未能“与学生同行”；8月，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购买镭射笔被警员逮捕；9月，香港10家高校学生会呼吁学生开学罢课；10月，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呼吁全体学生就校长拒绝与戴口罩毕业生握手一事“自发行动”。如今，内地学生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遭遇黑衣暴徒“私刑”、该校学生会发起针对异见学生的起底行动。

    为何高校学生会成了乱局中的急先锋？学生会为何这样“黄”、这样“牛”？什么是香港学生会中的“深黄传位制”？1984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1985-1986年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学界民选代表冯炜光，介绍了他眼中的港大学生会。

香港大学学生会财力雄厚得超出想象

    香港十多家可以颁发大学学位的院校都有学生会，香港大学学生会是其中龙头。由于香港大学历史悠久、100 多年来人才辈出，学生会所承接的毕业生“回馈”数量众多，财政实力也异常雄厚。

    2012年3月12日，香港特首选举进入冲刺期时，香港大学学生会花了逾30万港元在香港8家报纸刊文质疑候选人梁振英。

    这令当时尚是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梁振英公开表态：“（此举）可能会影响选情！”此事说明，港大学生会一是有钱，二是在政治上相当活跃。

    港大学生会究竟有多少财力？

    1984年，冯炜光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时，该会已有700万港元的香港蓝筹股票。这笔庞大的资金是近百年来校友捐赠积累下来的。因为持续有收入入账抵销开支，因此，这些资金不断滚存，股本基本上没有被动用过。

    因此， 2012年花30多万港元做广告的事情，对于在1984年已拥有700万港元蓝筹股的香港大学学生会来说，无疑是“小事一桩”。

学生会是和学校平起平坐的社会团体

    有人问，香港高校学生会如何能“代表”全体在校生？

    这还得从香港大学说起。港大学生会会章中的“会员”一项明确规定“所有大学全日制学生都是学生会会员”，这便是学生会获得“代表性”的杀手锏——每位本科生都是会员的“必然会员制”。

    香港大学为了协助学生会收取会费（尽管在法律上，香港大学和香港大学学生会是两个不同组织），会在每年发出学费单给学生时，要求学生额外付150港元学生会会费。只此一项，港大学生会便可以每年很轻松地收到以百万计的会费。

    近年来，有同学开始觉醒，尤其是内地同学，会特意不付这150港元。但没有缴付会费便不能拿到学生会的任何福利，包括每年发给学生的礼品包、以及使用学生会所管理的会议室和活动室等。

    对学生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150 港元，而是“代表性”：绝大部分本科生“被入会”后，学生会便可以在政治上声称他们是唯一代表全体香港大学本科生的合法组织。

    此外，目前香港的大多数高校学生会在法律地位上是和学校平起平坐的社会团体。1949年，香港大学学生会率先在警务处独立注册，正式脱离大学管控；随后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等校学生会亦纷纷“独立”。

    这种学校和学生会平行运作的机制，使得高校学生会原则上除了对全校本科生及各成员书院学生会负责之外，不对学校、更不对其他任何组织及个人负责。

    在1984年冯炜光出任会长时，此种制度已行之多年，其原意是好的，但当学生会在政治上越走越远时，如此“独立”的流弊便显而易见。

    在1997年之前，英国人不是看不到这个危险，但当时英国人设计过一系列应对策略：当时香港的大学只有2 家（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管理起来比较容易，况且香港总督又出任校监，“越权”握有包括学生会全部资产在内的实际控制权，大学校方绝不敢提“不欢迎警察进入大学校园”等荒谬倡议。

    那时候，学生中表露爱国、“火红”心声的大有人在，但大学校方从来没有因为警察拘捕学生而发声明谴责。

    港英当时的警队设有政治部，学生会干事的行动备受监控；在学生会出任过会长、副会长的，尤其表达过“支持香港主权属于中国”的，只能和政府工作绝缘。

香港高校学生会“群黄”的成因复杂

    如今，很多人问为什么香港高校学生会能发展到“群黄”（坊间以“黄”“黄尸”等代指香港民主派支持者）之境？这首先与近年“保持本土性”“保持政治上激进”的学生会政治化趋势相关。

    过去30年，香港各大学生会和其代表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逐渐形成了“反中”传统。

    而近年来，一向擅长做学生工作、搞社交媒体运营的泛民主派从中作梗，为学生会中的反中积极分子提供事实上的“旋转门”，使得一些学生会负责人毕业后可直接担任泛民政党区议员或立法会议员的议员助理，进而被培养成青年事务部负责人、发言人，并向区议员方向发展。

    针对想专业从政的学生，每4年选举一次的450多个泛民席位可提供3.6万港元的月薪、津贴，另加每月4.5万港元实报实销津贴（这笔津贴又可以用来雇用下届“深黄”同学）；若有幸当选立法会议员，每年薪津再加上各种补助合共逾 400 万港元一年。

    如果想继续学业，泛民也可帮助学生会成员赴剑桥、哈佛等英美名牌大学留学。比如，曾因参与占中而入狱的罗冠聪，大学入学考试虽然不够分入读香港大学，但却可因前立法会议员、甚至曾入狱的“光荣”背景，去耶鲁大学继续学业。

    此外，学生会日益变黄也与其近年来兴起的“传位”方式相关。

    香港诸高校学生会如今流行一种承传方式，即由上一届干事会“物色”下一届干事会人选，这样便可确保政治路线始终不走样、不变型。

    由于这几年的香港大学学生会干事都是深黄的，于是很自然下一届也是深黄的。

    至于这种“上一届物色（形同指定）下一届”的情况能出现，是因为愿意放下学业（出任会长和副会长要休学一年）的同学非常少，内地学生更不会作如是选择，于是为了不出现断层，上一届在快要离任时便会通过各种方法物色立场一致的接班人。

    在深黄之中，是否就完全没有爱国同学参加角逐学生会干事会？

    当然是有的。2018年年初，有几位香港本地的爱国同学跃跃欲试，但学生会2017届干事会认定这几位同学背景不纯，是“红底”，于是用尽一切方法把几位同学的参选资格取消——“一切方法”包括指责这几位同学填写的表格在该用英文大楷时，错用了小楷。

    那么在制度上，是否有任何可能、比如以投票形式否决学生会深黄干事会？

    从法律上讲，只要学校默许，爱国同学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建另一个学生组织，但就此前经验，深黄学生会往往依靠其雄厚财力，或向黎智英筹款、或请李柱铭帮忙打官司拿到法院禁制令等，令新组织无法运作。

    学生会的权力来自同学一人一票的授权，但如今很多同学不投票，故各大院校学生会换届投票率（也即“变色”可能）都很低，不到20%。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在香港高校学生会现有成员中，也不是所有活跃分子都是“黄”的。

    比如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生会属会——“国事学会”，在一般情况下，其活跃会员都是爱国爱港的。10月中旬，国事学会就组织了40 位港大本科生到宁夏走访调查，对这一内地省份的经济社会状况加以了解。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