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

    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做客深圳湾万象城前檐书店“北大博雅讲坛”。该期讲坛的主题是“良知，自主？——阳明心学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杨立华教授介绍了王阳明的思想在其时代的进步意义，剖析了阳明心学中人的主体性等观念同现代社会话语体系中对应概念的联系与差异。他指出，宋明儒家最了不起的贡献，在于把儒学融入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那以后，儒家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

    儒学复兴

    从“区别于佛道”到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北宋时期，儒学复兴运动到了理论创造的阶段。这时候出现了“北宋五子”，也就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五位思想家。面对着佛道思想的笼罩性影响，他们开始自觉地要为儒家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提供必要的论证。但是，北宋思想界的主流仍非此五子，而是以变法知名的王安石的“新学”。甚至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以及司马光等人的学术见解，也都更为当时所重。

    到了南宋的朱熹时代，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才算得到较为完整的继承和发展，他们的作品也在此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那时候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把儒学作为自身的精神内核，儒家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基本奠定。因此，此时儒家学者所面临的学术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已经意识不到有为儒家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论证的必要，儒家生活方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朱子学说逐步被官方接受，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成了科举考试的命题内容后，儒家学说的影响力更大。

    到了明朝王阳明降生的时代，朱熹式的世界观和修养方法已被当作不证自明和理所当然的了。很少有人会去质疑朱子，即使个别哲学家有独立的创见，也会被笼罩在朱子学说的氛围里进行讨论。王阳明做学问也是从朱子学入手。那时候，儒家学者不再去为儒学辩护，他们开始关心的是怎样把儒学落到实处。

    龙场悟道

    “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王阳明，名守仁，别号阳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祖籍在浙江余姚，少年时跟随父亲迁居会稽山阴。王阳明是琅琊王氏后裔，也就是王羲之一族的遗脉。

    王阳明的家世传统具有一定的道教背景。道教的神秘主义倾向在王阳明的生平经历中常有体现。据说王阳明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祖母梦见有位神仙从云端送来一名婴儿，所以王阳明本名王云。他五岁都还没能开口说话，有和尚到家里说是名字道破天机了，因此才改名守仁。

    王阳明的求学经历有所谓“五溺”（“溺”指沉迷）之说，他不是一开始就钻入儒家经典当中的。早期王阳明有豪侠之气（“一溺”）；后来喜欢骑马射箭（“二溺”），十多岁时曾到关外；成年后对文学词藻（“三溺”）非常喜爱；再后来，他对仙术和佛学（“四溺”“五溺”）非常痴迷，参研了很久。他发现人总是免不了对亲人的牵挂和生死的执念，仙佛之学有违人性，才慢慢地转向圣贤之学。

    有一个典故说，王阳明在私塾问老师说，“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是“读书中状元”。他当即表示怀疑，他认为“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

    王阳明28岁中进士，35岁时因反对手握重权的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站。在赴任途中，王阳明经受了很多的磨难。经历了重大的政治挫折，又被贬到了蛮荒之地，他思考着“若是圣人遭此境遇，会怎么样？”有一天夜里，他顿悟了“格物致知”的旨趣，开始有了自己真正成熟的思想。他解决了长期困扰他的根本问题，也就是“物理吾心，歧而为二”（外在的客观真理与内在的主观世界是脱节的）。他提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认为不需要到外界去寻求道理，圣人之道就在自己内心。

    心外无理

    要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致良知”

    王阳明讲，“心外无理”，这让他受到很多质疑。就连他的弟子徐爱也曾提问：人们侍奉君主、孝顺父母也需要很多客观知识，比如父亲病了，我们要懂得什么药可以治疗他的病，而不是胡乱地来，或者只会表孝心。这样，又怎么能说“心外无理”？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王阳明的一则故事讲起。早期，王阳明和他的朋友一起“格”竹子，他们就盯着竹子看，一直看，最后两人都病倒了。这次格物的实践让王阳明意识到“圣人做不得”。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儒家经典《大学》列举的八个条目的前五个。朱熹强调“先知后行”，从格物到修身有一个渐进的次序——首先得是格物致知，解决认知问题，诚意正心的重点在人的心灵主体性，之后过渡到修身，这就走了一遍完整的道德实践过程。朱熹认为，人的道德境界就是要在一次次的具体道德实践里提高的。

    王阳明也非常强调人的心灵主体性，但是他更强调的是，所有的道德行为都得发源于一种完善健全的道德人格。然而问题出现了：在完善道德人格的过程中，客观的、经验的知识是否必要？就像“格”竹子，懂得了竹子的各类知识，对完善道德人格有助益吗？

    王阳明的目标是培养出完善的道德人格——没有任何物欲的遮蔽，由此所产生的种种念头都是善的。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的内心也可以是善良的。而有些人为了追求客观知识，可能就忽视了人格的培养，追求知识反倒成了道德人格完善的负担。

    《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对徐爱提问的回答：孝顺父母不是因为父母值得孝顺，我们才孝顺，不值得我们就不孝顺。道德原则不是来自于对象，而应该是主体。在他看来，所有道德行为都得从主体的道德意志出发；可以说，所有的“善”都来自于“心”，而不是在“心”外。这是理解王阳明“心外无理”的一个角度。

    到了晚年，王阳明用“致良知”对他的学说作了总结和提炼。这种表达更加易懂和直接。王阳明把“良知”解释为“知是知非”的心。他认为，一个在文明里成长起来的人，不用特别地去教化，人们是知道是非善恶的。只是这种是非观还不能转化为外在的道德实践，所以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他主张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致良知”。所谓圣贤之道，就是用生命的激情去肯定自己日复一日、简单重复、平凡朴素的生命，在任何最小的努力中贯注道德的热情。

    现场问答

    听众：经历过“五四”和“西潮”的洗礼，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否需要像“北宋五子”那样去构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体系？

    杨立华：当代的确需要一个“吾理自立”的思想过程。我们这代人面临的问题和前辈学者不同。前辈们一直争取跟西方对话，寻找东西方文化的共通之处。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丢失了不少东西。今天更应该强调的是差异之处，先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再进行平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