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是《史记》中最使人同情的悲剧英雄人物之一，司马迁对周氏父子两代的惨痛遭遇，尤其是对周亚夫的惨痛结局，表现了无限的同情与不平。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中，用细柳整军、平吴楚之乱、周亚夫之死三个故事，概括叙述了周亚夫的一生。

    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犯边。汉文帝任命宗正刘礼、祝兹侯徐厉、河内郡守周亚夫三人为将军，统帅军队分别驻扎在霸上（陕西西安市东）、棘门（陕西咸阳市东北）、细柳（陕西咸阳市西南），防备匈奴对京城的侵犯。有一天，汉文帝到上述三个军营劳军。在霸上和棘门两地，皇帝车驾长驱直入，通行无阻，毫无戒备。但到了周亚夫领军的细柳军营时，却是“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通报天子来到，军门都尉却说，这里只知道将军的号令，不知道天子的昭示，把皇帝的车驾挡在军营门外。皇帝让人持节通知将军，要入营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开营门，但不许纵骑奔驰，文帝只得让人牵马缓缓而行。这就是传名于世的“细柳整军”从严治军典范。中国古代军旅诗中，常用“细柳营”形容纪律严明的军队，而把纪律松弛的军营比作“霸上”“棘门”。汉景帝三年，周亚夫领兵平叛吴楚七国叛乱，采用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弱制强的战略战术，取得全面胜利，因军功升为丞相。平叛取得了胜利，周亚夫在平叛战斗中又得罪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下了“傲睨帝尊”的巨大隐患。后来相继发生了读者都知道的故事：公元前147年，周亚夫以病免除丞相职务；景帝召见周亚夫，桌上的食皿中既没有切肉，也无筷子，他心中愤愤不平，怏怏离去；周亚夫被捕入狱，说他准备死后在地下造反。一代治军名将周亚夫受不了这种侮辱，“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细读“周亚夫细柳整军”故事，让笔者这有过三十多年军旅生涯的老兵心生许多困惑，不敢苟同太史公的记述。故事无非是想说周亚夫为人有个性、治军严格。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条令，甚至连皇帝也不能有任何通融，这是好的，但也不能张扬得太过头了。明明知道是皇帝前来劳军，还对汉文帝的车驾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令，以显示自己兵营的纪律森严与自己在军中的无上权威，用现在的一个新词，就是过分地“作秀”。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能让帝王们听了害怕，实行起来风险极大，教训惨烈，将军日后无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绛侯周勃世家》叙述了周勃、周胜之、周亚夫、周坚、周建德祖孙五人的领军统兵经历，可以说是一部汉初军功集团的兴亡史。尤其是周亚夫，对汉室江山社稷可谓是有再造之功，但却成为第一个死于皇权下的丞相，不禁令人唏嘘。司马迁为周亚夫作传时，首先用了一段相面者许负说周亚夫将来会饿死的话，让读史人心里笼罩着一种重重的历史阴影，不禁喟然长叹！周亚夫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地从景帝“甚重之”到“由此疏之”，走向“大骂之”呢？

    周亚夫被整死，源于他政治上的短视无知和性格上的强直自信，得罪了皇帝和太后。也正是由于功劳太大、威望太高而遭到汉景帝的猜忌，再加以周亚夫为人耿直、刚烈不阿，在阻封皇帝妻兄与匈奴叛归者为侯上与汉景帝顶牛，于是被汉景帝强加罪名，下狱而死。在封建社会里，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是最难说清楚的。在需要的时候，君会“礼贤下士”，或数顾亲访，或跪拜封将，为我打江山，干什么都行。当江山已定，或外患已除，功臣变权臣，功高震主，君则视臣为隐患，臣则待君为大敌。于是就出现了或如张良那样弃权从赤松子游；或如陈平那样醇酒美女不谈国事；或如邓禹一样打报告提前退休。但是多数人还是宁愿被爵位和名声所累，也不愿意放弃眼前的荣华富贵。他们没有勇气和胆量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只能消极地吸取周亚夫的教训。

    周亚夫用兵持重、坚毅沉着，有着他自身固有的将军品格。但是过于自满作秀于皇帝、遵守节操却不善于谦让于同僚，才落了个如此下场。史称：周勃能伸能屈，而周亚夫只会守节，不会权变。懂军事却不懂政治是他的人生之短。正如元代徐钧诗评：“削平吴楚大功成，一旦生疑触怒霆。自是君王多任刻，非关许负相书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