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载，今年5月，因与当地一家建筑公司产生劳动纠纷迟迟未得到解决，张蓬冲与工友同时给河南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先后各送了一面“不作为奖”锦旗，随后张蓬冲及其所在公司经理谢金红等4人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

    按照警方的说明，张一行人“敲打铁盆，拿喇叭叫喊……严重影响有关部门工作秩序”。客观来说，这一番因果说明，并无明显的不当之处。但关于“扰乱单位秩序”的司法表述，乃是原则性、概括式的规定。在实践中，针对疑似“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如何定性、是否处罚、怎样处罚，很多时候都充斥着不小的“变数”。

    所以，同样是给警方送“不作为”锦旗，有人安然无恙，有人却不幸被拘。这两种迥异的后果，还都能找到纸面的“法律依据”。可即便如此，当地警方给予张蓬冲的严厉处罚，仍有值得追问处：首先，张蓬冲等人的行为，是否确系无理取闹，且影响了“单位”工作秩序？再者，即便张一行人的做法确涉违法，可是否就能认定为“情节较重”，继而处以“拘留”之重罚呢？

    须知，纵使是“扰乱单位秩序”，也有情节轻重之分，也有从警告、罚款到拘留等惩戒宽严之别。这次开出“行政拘留”的顶格处罚，是否过于严厉？当然，送“不作为”锦旗一类的事件，其实并非是纯粹的法律话题。从本质上说，它所考验的，乃是公权力的道德秉性。也即，面对民众事出有因的、“破坏有限”的另类陈情之举，职能部门能否怀有起码的同情心、包容心，能否克制住愤怒与打压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