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

    【瑞士】薄复礼 著

    严强 席伟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1934年10月初，作为贵州镇远基督教堂的主持者（即牧师），当时只有三十七八岁的阿尔弗雷德·勃沙特（薄复礼）在贵州黄平的旧州，被我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误认为“帝国主义间谍”而扣留。

    此后，他一直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而后于1935年11月19日又随二方面军(当时尚称红二、六军团)长征， 直至1936 年4月11日到达云南富民，红二、六军团将北上长江之际离队为止，他在红军队伍中生活超过了18 个月。接着他前往云南昆明，并在此利用4个月的时间，于病床上口授由他人执笔完成了一本详细叙述他1934 年10月至1936年4月12日在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的亲身经历的书。

    全书共12章，约10 万余字，原译名为《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以下简称《神灵之手》），1936年12月该书在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而至今人们普遍认可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优秀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却是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显然比勃沙特的《神灵之手》一书的出版发行将近晚一年。

    这本书虽早已出版，但为什么在出版发行以后却鲜为人知，影响甚微呢？原因是此书1936年12月出版不久，“七七事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人们随着战争的发生而转移了视线。

    在当时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尚未被人们所认识，世人对红军存有误解和疑惑的20世纪30年代，以一个偶然与红军相识的西方人的身份，站在中立者（宗教牧师）的立场上，指出：对于“红军”，许多西方报纸把他们污名化了，实际上这些人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实践着其原理。这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勃沙特还指出，红军的官兵“是一群勤奋的人”，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行军流动作战中，仍“利用休息时间，上党课及学习文化知识，武装思想”，并利用一切条件向当地群众不厌其烦地进行宣传活动，讲共产党的政策，红军的任务、性质和目的，还张贴各种革命标语。

    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勃沙特还承认尽管当时被红军误认为“帝国主义间谍”，但红军还是把他们被捕时没收的物品全部发还，其中银角子一文不少，并经常受到比红军更优越的照顾。

    一次“因为气候潮湿，为防雨我们提出要块油布，结果费了半天才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给了。”“而且一觉醒来，就能马上吃上早饭，我常为那些做饭人是如何睡觉而感叹。”一次，勃沙特的鞋坏了，要求红军给一双鞋。不但未被拒绝，而且红军领导还让大家找找。许多红军战士还亲热地称呼他为“成先生”“鲍先生”，当有人用“大鼻子”等称呼他们时，红军就立即加以制止。

    勃沙特对红军的坦诚相助是值得一提的。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在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他们在一座教堂内发现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开展武装斗争的红六军团，无异于无价之宝，因而就作为“战利品”取走了。因为是法文，就请勃沙特这位既懂法文，又知中文的外国人帮助译成中文。后来，勃沙特还答应红军， 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红军首长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于是让勃沙特离开红军队伍，前往昆明。不仅不需要什么“赎金”，而且临行时红军还送了旅费。勃沙特离开红军到云南昆明住了4个月后，回到贵州贵阳对宁文生（当年和勃沙特同事的一个基督教徒，在勃的教堂内担任执事）描述了他在红军队伍中的生活感受。此后不久，他回到了欧洲。两年后又来到贵州省盘县传教，直到1952 年他成为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传教士。（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