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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南宋刻本残页
■《营造法式注释》大木作制度图样六
遥想900多年前的北宋年间，不满30岁的年轻人李诫靠父亲关系找到了工作。他的最初志向或许只是做一个儒家士大夫，没想到千百年以后，却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而名留青史。
（一）
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时任河北转运副使的李南公，动了趁机为儿子找份工作的心思。
按照北宋制度，每当新皇帝登基、皇帝过生日或者三年一度的郊祀、明堂大礼之时，各位皇亲国戚、朝中文武大臣，以及诸路正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等，可以派遣亲属到京城进奉贺表和土特产表示祝贺，而朝廷则会给这些进奉人封官。这项制度，被后世称为“恩荫补官”，又称“荫补”。
通过这种手段封官的年龄标准，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前为25岁以上，之后改为20岁以上。
李南公身为河北转运副使，从职位上来说，可以为自己的亲属荫补一个官职。他的儿子李诫，在元丰八年已满20岁，也符合相应的年龄要求。
虽说大多数通过荫补找到工作的子弟终其一生只能担任中下层职位，但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强不是？因此，李南公还是让李诫去进奉贺表和土特产。李诫也顺利地被荫补了一个郊社斋郎的职位，后调任曹州济阴县尉。
不同于其他纨绔子弟，李诫在济阴县尉任上展现出的是真才实学。操练乡卒、改善治安、改革奖惩制度……朝廷注意到了这个能干的年轻人。担任县尉七年之后，李诫被调到将作监，任主簿。
北宋时期的将作监，是隶属工部的设计、施工机构。按《宋史·职官志》记载，机构内部置将作监、少监各一人，丞、主簿各两人。一切属于土木工程范畴的规划、计划、设计、预算以及施工组织、检查验收、决算等工作，都由将作监管理汇总，并上报给工部。在将作监任职的人，可谓是北宋的建筑师、工程师。
现代社会对建筑师的要求是广泛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成为“杂家”，而翻阅李诫的生平，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吸收知识的广博程度，甚至不输于很多当代建筑师：他擅长书画，画的《五马图》得到过皇帝的肯定；研究文字学，著有《古篆说文》十卷；研究地理，著有《续山海经》十卷；懂得分辨马的好坏，著有《马经》三卷；会鉴赏音乐，著有《琵琶录》三卷；甚至对玩游戏也颇有心得，著有《六博经》三卷……广博的兴趣爱好，无疑对他在将作监任职时的设计、创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
李诫用行动展示着他对建筑业的热爱。进入将作监之后，他主持的主要工程有五王邸、班值诸军营房等，此外必然还有一些次要工程。转眼又是七年过去，此时，李诫已然是一名“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的建筑专家，并升职加薪，从将作监主簿变成了将作监丞。从李诫个人来说，是时候把他积累的丰富建筑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了；而此刻的北宋王朝，也有编纂一本建筑专书的需要。
北宋建立政权之后，一百多年间，建造各种宫殿、苑囿、庙宇、官署、军营等建筑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明确建筑的等级和用料，防止浪费、贪污、盗窃的发生，早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将作监已经编成《营造法式》一书，近似于今天的建筑设计手册加建筑规范。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元祐《营造法式》对建筑用料、施工效率的规定不甚明确而且过于宽松，并不能有效防止浪费。加之此时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宋徽宗既然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有目共睹，在建筑的艺术性方面，无疑会有更严苛的要求。重新编纂一部《营造法式》势在必行，这一重任，最终落到了李诫肩上。
而李诫也确实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查考经史典籍中有关建筑的资料，为修订《营造法式》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又找来将作监的工匠详细讲解具体技术原理、用工用料等。对建筑中与艺术相关的部分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修订之后的《营造法式》共分36卷，包括目录1卷，“看详”（全书正文之前的总说明，解释工料、工时计算的一些基本规定）1卷，正文34卷。正文中又包含名词解释、各项土木工程制度、各类工作的劳动定额和材料限量，以及图样等。其中，关于用工用料方面的规定达13卷之多，各类构件、雕饰、彩画的图样也有6卷。可见，用料的经济性和建筑的艺术性还是新修《营造法式》极为重视的两个方面。
新修《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得到皇帝允许，镂版刊行。此时，李诫的官职已经再度升级，从将作监丞变成了将作少监，接着又因为辟雍的建筑工程而荣升将作监。此后，他又主持了尚书省、朱雀门、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等多项建筑工程。
徽宗大观元年（1107）或二年（1108），李诫的父亲李南公去世，李诫回乡丁忧，丁忧结束后调任虢州知州。没想到就在大观四年（1110），李诫到虢州不久便一病不起，最终在虢州去世，没有回到他工作了十多年的将作监来。
大观四年二月，徽宗召见李诫的哥哥李譓，特意问到李诫的情况。古代书信往来不便，李譓当时可能也不清楚弟弟的近况，便回答说弟弟在虢州当知州。徽宗下诏命李诫回京，等了十天，等来的却是李诫已经在虢州去世的消息。
徽宗叹息良久，给李诫的儿子也封了个官。
（三）
李诫虽然去世，但与他有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经他修订的《营造法式》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重刊，明清时期抄本、刻本虽少，但未曾失传。
公元1919年，古建筑学者朱启钤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了《营造法式》的一个抄本。朱启钤敏锐地意识到这本建筑学古籍的重要价值，便多方联系，使得《营造法式》的抄本在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之后，藏书家陶湘又以多个版本互相勘校，按照宋本的形式重新绘图、镂版，于1925年出版了陶本《营造法式》。
陶本《营造法式》的刊行，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史学界的注意。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当时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就读。梁启超得到陶本《营造法式》后，便将其赠送给梁思成以及未来的儿媳林徽因（当时就读于宾大美术系，选修建筑系课程），以这部几百年前的杰作，勉励他们进行中国古建筑相关研究。
梁思成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从明清建筑入手，上溯至宋辽金古建筑研究，并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奔赴河北、山西等15个省的220多个县，进行古建筑的实地考察与测绘。测绘了唐宋辽金时期的木构建筑40余座、砖塔数十座，还有一些残存的殿基、斗拱、石柱等，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对《营造法式》中诸多记载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1939年，梁思成与莫宗江、罗哲文两位助手开始对《营造法式》进行系统的整理，对文字内容做注释并配照片、绘图。然而，由于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组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以及其他一些历史、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营造法式注释》的上卷（包含“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等卷的文字注释和图样、照片）直到1980年，才终于脱稿付印。此时，距梁启超先生去世已有八年时间。
令人欣慰的是，《营造法式》和李诫的故事并未因梁思成先生的去世而告一段落。新一代建筑史学家，对《营造法式》的版本、流传、具体内容的阐释，以及其中记载做法的源流演变、与古建筑遗存实物的异同，都进行了更加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2006年，位于河南新郑市的李诫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李诫本人的纪念活动和生平等方面的研究，也还在继续。
如果当初父亲没有为李诫荫补官职，如果李诫没有被调入将作监，如果承担新修《营造法式》任务的不是李诫……那么历史会不会有不同？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这或许就是历史值得玩味的地方，也是历史最为动人之处。
（作者：黑逗，来源：博物馆丨看展览微信公众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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